正是1976年。

　　1976年的中国。晴天霹雳的中国。开国元勋周、朱、毛相继谢世。举国悲恸，惊天动地。唐山大地震，倾城之灾。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刻，戈正华和陈晓梅生下了他们的儿子，生时难产，险些要了陈晓梅的命，如果她不是医生，如果不是戈正华抬着她去镇医院做手术，后果定是相反的。当戈正华的母亲双手抱着大胖孙子，脸上笑的找不着眼睛的时候，戈正华偎在陈晓梅的床头，为她擦去了停留在眼角的泪珠。

　　戈正华的老母亲一眼就发现了长在孙子心口上的那颗朱砂痣。她大喜出声：“祥瑞啊，朱砂。”戈正华和陈晓梅也抱过去看，果然好一颗朱砂，当胸正中，鲜红欲滴。陈晓梅说：“女儿叫玉凤，他就叫玉龙吧，今年正好也是龙年。”全家人皆大欢喜，惹得外人羡慕不已。

　　戈玉龙就是我，我就是那个胸口长着一颗朱砂痣的戈玉龙。

　　伟人们的辞世与四人邦的粉碎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，使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的我，不由得根红苗壮，茁壮成长起来。窗棱上久冻的坚冰开始慢慢消融，新社会的春天终于来了，连母亲都重拾起了昔日课本，手指拨响琴弦，纸上落下画笔。虽然幼小，年不知事，但姐姐拉着我奔跑在麦田里的身影，至今想起来叫我永生难忘。

　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右派平反，冤案昭雪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相继返城，而在本地成家的就永远地留在了当地。戈家庄一共有六个知青，除了母亲都相继回城。母亲陈晓梅因与父亲结婚，户口已牵至当地，所以已不能返回她日思夜想的北京。而我和姐姐对于她的牵绊已不容她多想。然而母亲并没有放弃她积极向上，求学上进的信心。她日夜点灯熬油苦读着高中时的课本和医学论著，终于在我四岁那年，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，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，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，得以重返京城，回归故里，也因此，离开了戈家庄，永远的离开了我和父亲。

　　在我六岁那年，母亲和她的家人回到戈家庄，与我的父亲戈正华谈了整整三天三夜，最终，母亲和父亲离婚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惹闹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怨愤，母亲带走了姐姐，父亲留下了我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，母亲抹着泪拽走了姐姐，父亲黑着脸抱着我。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骨肉分离，血浓于水。

　　在我十岁那年，母亲和姐姐回来看过我一次，给我带来许多新鲜的城里孩子才有的吃食玩具，书本衣服，我和姐姐照了一张合影，母亲给了我一只画笔。同年底，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和爸爸。第二年，爸爸就带着我离开了戈家庄，去了新城。我也慢慢开始懂起事来。

　　说起朱砂痣，至今为止，我都没觉得它是何等祥瑞吉运，给我的生活命运带来什么可高兴和值得宣耀的，相反，我的悲情人生和厄劣命运无一不正映现着它正相反的宿命和诅咒。好在这些久远的事已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，真感叹时间这位剧作家，把人生这部命运大戏架构的如此叫人不屑，又不得不让你TMD叫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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